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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原党委书记刘川生:牢记使命,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
北师大原党委书记刘川生:牢记使命,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

       刘川生,中共党员,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当选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党的十八大列席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2年入读清华大学,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系、经济管理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师、政治辅导员、班主任、校团委副书记。
  1985年调入国家教委工作,历任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处长、处长;1994年调任中国教育报刊社,历任报刊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党委书记兼社长。有外交工作经历,曾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
  2005年至2016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理事长。刘川生对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深入的研究。
      北师大原党委书记刘川生:牢记使命,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
  忆往昔峥嵘岁月
  领略人生不同风景
  陈志文: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您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怎么评价改革开放的这40年?
  刘川生:我觉得,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全世界瞩目。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并且保持了这么长时间。
  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之深之广之大。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义务教育实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也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到大众化阶段,这是了不起的成绩。我认为,这得益于“科教兴国”战略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指导方针。
  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中国之所以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最关键的是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这40年,虽然还有些不尽完美的地方,但中国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人民得到了实惠。
  陈志文:从黑龙江到北京,再到英国、美国,您的经历非常丰富。这些岁月在您的生命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刘川生:是的,我1950年出生,是跟着祖国一块成长的。从1968年我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与屯垦戍边,至今已50余年了。在这期间,我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当过老师,做过机关干部,办过教育报刊,当过外交官,担任过大学党委书记。我很感恩岁月、感谢时光,让我领略了人生不同的风景,让我明白了如何肩负起不同的责任和使命。
  总结我个人经历中的一些体会,我认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战略思维、全球思维,要放眼世界、开拓创新;要时时刻刻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要时时刻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点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变的;也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向群众学习。
  陈志文:您在清华有一段当教师的经历。
  刘川生:我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13年。研究生的学业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完成的,并获得了工学硕士学位。在清华留校当教师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从学校老领导、老教授身上和自己与同事们、学生们的亲身实践中,让我懂得了如何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胸怀祖国。
  刚刚改革开放时,在贾春旺、任彦申、王凤生等主持学校学生工作期间,我从事学生工作,还担任过清华的校团委副书记。
  恢复高考后,那时我提任校团委学习劳动部部长,我们首先成立了清华科技协会开展科学讲座并组织了第一个清华科技周。我记得当时在科技成果比赛公布结果时,一个电子系9字班(1979年入学)同学的获奖感言是“要在我们手中打败松下”,这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很震撼很感动。当时我就觉得,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强国一定要发展科技,一定要把学习氛围搞起来。
  陈志文:这段时间里清华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刘川生:我认为,清华带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给我留下最深刻的烙印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
  陈志文:我在采访龚克时,他说清华人无论做什么事,首先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
  刘川生:是的,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我的国家意识,国家荣誉感、社会责任感特别强,这也与我的家庭熏陶和个人经历有关。
  陈志文:我觉得,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清华特色,一是家国情怀,二是行胜于言、自强不息。清华大学的老校长蒋南翔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后来这也成为了全中国教育的目标。
  刘川生:蒋南翔校长的教育理论对我的影响很大。蒋南翔提出,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又红又专,选拔干部的要求是听话出活,制定文件的要求是落实可操作性。后来,我在北师大加了一条,叫先立规矩后办事,也要鼓励在实践中创新。 
  陈志文:1985年,您从清华大学调入国家教委政教司,历任副处长、处长。这段经历对您来说有怎样的影响?
  刘川生:我调入国家教委政教司时还没有思政课,我们那一批工作人员可以算是老思政,是很有情怀的。当时教育部联合最高法设计的第一门思政课是法律基础,希望首先在大学生中进行普法教育。
  在政教司的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机关工作一定要下沉,一定要调查研究,要接地气、了解实情。从1987年开始,我们在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的亲自带领下进行了第一次学生思想动态调查,得到了很多真实的信息。现在,这已成为常规的滚动调查。
  另外,在一些突发事件上,也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当时有一所大学出现了负面舆情,我们去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起因是学生认为食堂的馒头做小了、菜价调高了,对此不满。这是一件很小的个案,但我从这件事情中发现,后勤无小事。
  这也是我到北师大后特别重视后勤工作的原因。后勤服务关涉师生切身利益,要努力把师生伙食改善好,学生宿舍管理好,美丽校园建设好,为师生们的吃住行提供良好的保障,让教师安心教学、学生踏实学习。我在北师大任职时,每年学校的后勤表彰活动我都会参加,要让他们感受到重视和尊重。高校的军功章上,后勤也做出了很大贡献。美丽、和谐的校园环境,给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陈志文:之后您从教育部去了英国,能否给我们讲一些您在英国时的故事?
  刘川生:我1990年11月起任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一秘,主要负责留学生工作。当时,由于大环境的问题,留学生工作遇到一些困难。但我对留学人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认为99.9%的留学生都是爱国的,他们是一支为国服务的生力军。
  我特别欣赏周光召院士当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才暂时不能回收,就先进行信息回收、智力回收,最后再进行人才回收,我确信从“为国服务”一定会走向“回国服务”。
  一方面,我主动与留学生交流沟通,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于留学生们来说,我认为我不是外交官员,是为他们服务的亲人。
  另一方面,我积极支持在留英学生中建立不同学科领域的学会协会,帮助与国内相关部门对接。我相信,只要把留学生的智慧汇聚起来,他们是非常愿意为国服务的。
  在当时,成立了旅英光电子协会、IT-China、自动化学会、材料科学技术学会、生命科学学会、医学会等18个协会,这些协会的负责人,如饶子和、程京、高福、谭铁牛、张杰、林金桐、宋永华、王执礼等,现在都是我们国家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当时有些学生让我特别感动,比如北京邮电大学原校长林金桐。他成立了光电子学会,在成立仪式上他提出了一句口号,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交流信息将人才联为网络,报效祖国让智力聚成集团;替中华经济腾飞踏踏实实做事,为祖国改革开放勤勤恳恳争光”。当时的英国留学生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报效祖国的。
  陈志文:您从英国回来后,就进入了中国教育报刊社。
  刘川生:报刊社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懂得了如何把握政治方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当时的工作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那时中国教育报刊社由国家拨款转变为自负盈亏,从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企业化管理。我每天一睁眼,就要想这二百多人的工资和奖金从哪里来。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大家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
  为了谋求发展,在朱新均社长的领导下,我们在报刊社推行了一些改革举措。1994年,首先实行了全员聘用制,这在当时教育部直属单位中还是第一家,先聘用编辑部主任,再由他们聘用各编辑部的成员。这样做的效果之一就是一些有水平、有上进心、有能力但不在领导视野里的人才脱颖而出,以此调动了更多人的积极性,淘汰不合适的人,但也尽可能地把淘汰率压到了3%以下。工资制度、招聘制度等也先后进行了改革。就这样,我们逐步把报刊社激活了,到2003年,报刊社的广告年收入达到了三千多万。
  陈志文:您在中国教育报刊社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您让所有人都学英语,还亲自跟着上课。
  刘川生:我觉得,钱花在任何地方,都不如花在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上。员工的素质提高了,工作就好推进了。我在报刊社时办了两个班——外语班和新闻硕士班,以此来提高采编人员素质。在这两个班中能够最终坚持下来的人后来都有所成就。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推动中文纳入AP课程体系
  陈志文:2003年2月您去了美国,担任驻美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这段经历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刘川生:驻美参赞的这段经历,让我增强了国家意识、国家使命,开阔了国际视野。
  陈志文:您经过艰苦谈判,促成了美国AP课程中文项目(AP Chinese),使得中文教学纳入到了美国的主流教育体系。当时,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刘川生:我到美国赴任时,教育部希望能在美国推动中文教学。而我作为一名外交官,想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当时美国人大多并不重视中文的学习,很多周末中文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华人华侨。但有次我去南部的一所周末中文学校参观时,发现有几位外国孩子在学习中文,一问全是犹太学生,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犹太人对于新鲜事物往往是很敏锐的、先知的,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中文,他们知道未来中国是非常有发展的,学习中文是非常有用的,也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学习中文。
  我觉得,要让美国人重视中文的学习,就必须让中文学习成为美国学校正规开设的一门课程,而非仅仅是周末业余兴趣。
  AP课程是开设在高中的美国大学先修课程,优秀的高中生如果拿到了AP课程的学分,进入大学后可以免修相应课程的学分。那时,西班牙语、拉丁语、德语、法语等语种已纳入AP课程体系,但是中文还没有被纳入。如果能把中文教学纳入AP课程体系,成为美国国民教育主体系的一部分,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和家长学习中文的积极性。
  陈志文:能否分享一下您在AP Chinese谈判中的一些经历?
  刘川生:在一次聚会上,我很偶然地认识了美国大学理事会(AP课程主办机构)主席Gaston Caperton,便提到了这件事。但美国大学理事会对于新开设一门AP课程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在美国有不少于500所学校开设该课程。而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当时全美国真正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只有不到300所,申请AP Chinese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们很执着,想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一定要完成这件事。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语言应用的广泛程度是重要标志。当时,离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希望在总理访美之前促成这件事。
  我和教育处外事组的同事方庆朝、余有根三个人一次次地开车从华盛顿到纽约去拜访Caperton。有一次他正要去度假,说要推迟改天再谈。我说,如果您今天去度假了,丧失的将是巨大的中国市场。随着一次次的交流,Caperton对我的印象也慢慢有了变化,觉得我很执着,我们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美国大学理事会原主席Gaston Caperton(中)及其夫人(左)、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川生(右)  中国教育在线/摄
  谈判的过程很艰苦,学校数量和资金的问题是谈判中的两个难点。教育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国际司张秀琴司长给予了很多直接的帮助,希望能促成这件事情,但美国大学理事会内部对于规则要求得比较严。最后一次谈判时,Caperton基本上已经认可了,并且利用休会的时间最终说服了其他人。历经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最终完成了谈判。而按照正常程序,新开设一门AP外语课程的谈判期基本在一年左右。
  2003年12月5日,在温家宝总理访美前夕,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与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席Caston Caperton在美国国会山共同宣布:中美合作实施AP中文课程及考试项目(AP中文项目)。这是汉语教学在美国取得的重大进展,标志着中文课程将更加广泛地在美国高中得到推广,并带动了美国中小学和大学的汉语教学发展。
  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全美中小学教师协会共同完成了AP中文课程及考试的设立。2006年AP中文课程开始授课,2007年开始举办考试。据后来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委托教育测验中心(ETS)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统计,在美国约14000所高中学校中,有2347所高中表示对在2006年开设的AP中文课程感兴趣,远高于AP日文等课程。
  陈志文:您在这次谈判中,有些怎样的感触?
  刘川生: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为了国家利益,只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一些看起来不能做成的事还是可以想办法能完成的。
  我从心底里觉得,我们通过文化的沟通与交融,与外国友人的诚心接触和交往,知华派、暖华派人士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作为外交官的使命和期望,而语言就是交流沟通过程中一条强有力的纽带。
  陈志文:北美第一家孔子学院也是您在美国期间促成的吧?
  刘川生:是的,2004年,天津大学与马里兰大学共同建立了北美第一家孔子学院。
  建立孔子学院需要外方大学支持落实,我第一个就选择了马大。这是因为马里兰大学校长牟德(Dan Mote)对中国很友好,很喜欢中国文化。第一次去拜访他时,我注意到,他办公室座位的后面挂着一个很大的汉字“斧”。每年春节,他都会请马里兰大学的中国教授吃顿饭。为了洽谈孔子学院的合作,我和校长在2003年这一年当中见了四次,这对于美国大学校长来说是很少见的。
  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上半年,我们和马里兰大学签订了谅解备忘录(MOU);当年11月17日,天津大学与马里兰大学签署了共建孔子学院的协议。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开启了美国孔子学院的历史。到目前为止,美国有105所孔子学院、501个孔子课堂。我与牟德也是不打不成交,彼此互相欣赏,成了好朋友。他多次访问中国,并给北师大的学生做了《如何创新》讲座报告。
  陈志文:其实,他们欣赏您的,一是专业,二是锲而不舍的精神。在美国期间,您是否还有其它印象深刻的事情?
  刘川生:在美国时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组织美国总统奖学生访华团。
  “美国总统奖”学生项目于1964年经美国总统行政命令设立,旨在表彰和鼓励在学术、艺术、领导能力、社区服务等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每年每个州只有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可以获得此项荣誉,该奖项是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我觉得,美国总统奖的评选条件很好地体现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我很想把它带入中国借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找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作为合作伙伴,在教育部的支持和各方的合作下,2005年促成了第一次美国总统奖学生访华。
  2005年8月8日,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以“两样青春、同一世界”为主题,邀请正在访华的12名美国总统奖获得者与12名中国优秀高中生代表进行了一次“巅峰对决”。节目中的两个环节让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也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探讨。
  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是关于古希腊神话中“神”的选择,希望选出学生心目中最关心的古希腊“神”。其中,太阳神阿波罗代表真理、众神之神宙斯代表权力、冥界之神哈得斯代表财富、爱神维纳斯代表爱与美、智慧女神雅典娜代表智慧。美国高中生的选择只有两种,阿波罗和雅典娜——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有一半左右选择了权力的代表宙斯。这应该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深思。
  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双方团队各自合作完成一个“援助全球贫困儿童计划”方案。美国高中生的主题是“为新一代建立人力资本”,分为健康和教育两部分,包括:如何确保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如何防止疾病和提供低成本的药品,并向科学家建议为农村儿童开发安全度更高的疫苗;如何建立医疗学校,为当地培训医护人员;如何防止艾滋病在母婴间的传播;如何控制人口,并教育当地妇女正确避孕。美国高中生在方案中详细阐述了如何筹款、如何降低成本,他们详细地知道每一粒药片的价格,知道筹多少钱能解决多少药品问题。而中国高中生的主题是“爱的传播,和平的宣传”,主要内容是在赞比亚的谦比希小镇募捐建立一所希望小学,并选派志愿者去任教。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陈志文: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较量。
  刘川生:是的。当时我想,我们的教育应该反思,教育人的责任真是任重道远。大学原本就是追求真理、传播真理、不断创新、教化人、立德树人的殿堂,是照亮真理的灯塔,不能随波逐流。
  陈志文:您对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有怎样不同的认识?
  刘川生:这个问题比较宏观、复杂。我根据自己的个人体会简单谈谈,比如博士教育。目前,中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很多,但相对来说,其创新性与美国相比还不够。
  陈志文:这与博士生专业训练的强度和学术要求的高度有关系。
  刘川生:美国对于博士的培养要求特别严格,包括中间的过程和最后的答辩。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哥伦比亚读博士,因为论文开题报告没有实质性的创新点,导师直接否定,不留情面,学生必须重新开题。
  陈志文:在北美,最终能拿到学位的博士生占比不高。
  刘川生:是的。我认为,美国大学教育成功的地方在于宽进严出,能培养出在某一点、某一方面有创新、有独到见解、对社会发展有引领作用的人才,也就是钱学森所说的“大师”级人才。
  陈志文:对于英国的教育,您又有怎样的认识?
  刘川生:在高等教育阶段,英国在科研经费的划拨上有一种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中国高校的科研项目是高校申请,然后政府拨款。而在英国,是以企业为主,如果企业对某一研究项目投资,那么高校可申请同等额度的拨款,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始终联系在一起。
  陈志文:对于中、美、英三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您又怎么看?关于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再认识,我这几年经常写一些文章,也做一些报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西方教育的理解,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理解,较为标准化、简单化、局部化了。
  刘川生:我同意您的观点,现在有些人认为西方基础教育就是快乐教育,这是不全面的。在美国,对于接受私立精英教育的学生来说,是非常辛苦的。英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它的基础教育非常好,接受精英教育的学生也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也是很好的,因国情不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它主要是通过公立体制实现的。
  做事、求实、服务、创新
  做好一名高校党委书记
  陈志文:您从美国回来后就到了北师大,一待就是11年多。您还记得初到北师大的情形吗?
  刘川生:2005年6月10日,我到北师大报到,2016年12月卸任。在我履新就职时,曾向全校师生做出了庄重承诺:要以“做事、求实、服务、创新”这八个字严格要求自己。在任职期间,我时刻牢记使命,诚心诚意对待每一个人,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
  我觉得,我在北师大的任务就是为师生服务。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官员就做不好服务。在大学当领导必须尊重老师、关爱学生,我在北师大的办公室,教授可以随时推门就进,凡是干部、教师甚至学生短信联系我,我都会给予回复。
  陈志文:您觉得,当时北师大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川生:那时候,学校的基础建设还比较弱。教学资源很紧张,条件较差。老师的办公室特别拥挤,很多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桌,有的院系老师只能一人分到一个抽屉。学生宿舍特别拥挤,还有八人一间的。我看了后,心里特别不舒服,必须要改善教师的办公条件和学生的生活学习条件。我认为,北师大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是各院系发展的积极性和教学条件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
  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改善教师的办公环境和学生的学习环境。一方面压缩现有的空间,要求机关各部门的办公室全部压缩,给院系的一线教师腾空间。另一方面抓紧进行新的基础建设,2005-2016年学校新增办公用房和学生宿舍等校舍总面积23万平方米,包括学生公寓、邱季端体育馆、新大学图书馆、京师学堂等建筑,大大改善了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北师大是一所古老的学校,我到学校后一直鼓励校友捐赠、社会捐赠支持学校建设,邱季端体育馆是北师大第一个用校友捐赠者姓名命名的建筑。我积极提倡捐赠文化,并带头在学校捐了第一颗树、第一本书、第一张椅子,学校慢慢形成了良好的捐赠文化氛围。
  陈志文: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困难?
  刘川生:只要做事难免会遇到困难,但事在人为。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工程的推进速度有些慢,我就戴着头盔在工程一线召开现场会指挥。当年,为了本部建设和新校区的建设,我经常跑各部委和北京市政府争取各项资源和支持。
  回想起来,有很多事情都是软磨硬泡下来的,有一段时间,只要开会就讨论房子和钱。但让我非常高兴地是,2016年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时,北师大已经不存在“抽屉教授”了,所有教师都有自己的办公桌,学生住宿条件也大大改善,我非常高兴。
  陈志文:这给了教授们最基本的体面,您为此付出也是有收获的。
  刘川生:我心甘情愿地做这些事情,因为以师生为本、让师生满意是我作为党委书记的责任。
  陈志文: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一段经历,您对自己有怎样的评价?
  刘川生:对于北师大,虽然在工作中我也有一些不足,但我认为自己起码做到了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握住了政治方向。我总结了三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就一定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不动摇,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走自己的路,培养出能托起“中国梦”的筑梦人。结合在驻英国、美国使馆的多年工作经验,我深刻感受到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独立自主,在学校工作中要坚持做到“三要三不要”:要借鉴西方的办学理念,但不能照单全收;要学习西方的办学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要借鉴西方的办学管理,但不能搞全盘接收。
  第二点体会是,高校党委要始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发展合力。北京师范大学的历次党代会明确了学校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路线图:2006年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2012年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京师风范、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第三点体会是,党委最重要的工作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做人心的工作。北师大党委一直秉承“一切为了师生”的理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师生之所想,急师生之所急,为师生做实事。在北师大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在5年内完成“五个倍增”计划,在2012年的基础上,到2017年实现职工福利倍增、科研经费倍增、企业上缴学校经费倍增、高层次人才倍增、基金会筹资倍增。大部分倍增计划已完成或提前完成。
  陈志文:目前,“双一流”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您对此怎么看?
  刘川生: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是我们的目标。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
  创建世界一流、坚持中国特色、弘扬京师风范,是北京师范大学“三位一体”的战略选择。创建世界一流,就是要牢固树立起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弘扬京师风范,就是要秉承学校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气质。
  陈志文:这是您对北京师范大学未来发展的构想和愿景,而且,您一直在一点一滴地做。
  刘川生:在北师大,我们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画到底,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育英才,安安静静搞学问,扎扎实实做服务,稳步推进学校的改革发展。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大家会有经济上的压力。但对于高校来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发展目标,要聚精会神地进行教学改革,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的人才。
  大学要守住自己的沉静,浮躁的学风是不可能培养出优秀人才的,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科研成果。在服务社会方面,大学要与国民经济主战场结合,要把师生的教学科研成果用在祖国大地上,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大学的社会价值。
  陈志文:大学需要有自己的社会价值。
  刘川生:对,所以要扎扎实实做服务。我在北师大任职时,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师生员工服务,解决他们的困扰,解决办公条件、教学条件、住宿条件与北师大地域狭小之间的矛盾,解决资源的问题。
  我在北师大重点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人才工作。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内外各项人才。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培养。我们不定期召开人才会,只要是大家提出来的困难,我们就努力想办法解决。我在北师大的任期中,有幸见证了两位教授当选为院士。
  陈志文:我觉得,您是一位敢做敢为敢担当的人,有很强的执行力,并且尽心尽力地做事。
  刘川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在工作中我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有时有些急躁、工作指挥靠前,很感谢同事们对我的宽厚包容和理解支持。
  陈志文:您觉得,做好一名高校领导需要什么样的素养?
  刘川生:我认为,一名高校领导首先要有奉献精神,同时也要讲究管理的艺术。
  陈志文:我曾经认为,高校校长应该是教授中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但应该不止于此。1996年,我在采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时,曾问过他,在教授与校长的身份转换之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当时想了一分多钟后说,当校长后,我每天大概需要给学校筹集一百万美元,否则学校就无法维持运转。而如果学校一周没有进项,我就开始有点儿着急了,得准备出去走走。有一次我筹集到一千五百万美元,回来给自己放了三天假。实际上,他解决的就是学校的资源问题。
  刘川生:对。对于中国大学的校长来说,也是筹措教学科研经费和广纳优秀人才。我在北师大时,干的最多的就是跟校长一起找资源、筹经费、引人才。
  陈志文:北师大给您带来了什么,或者您认为它的特点是什么?您怎么评价?
  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治学认真”。它是一所传承了百年的老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京师大学堂建立的第二年就送了31人出国留学。刚建国时,北师大文学院有“八大金刚”,如黄药眠、钟敬文、陆宗达等大家。在2016年的一级学科评估(第四轮)中,我校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戏剧与影视学、地理学6个一级学科获评A+。
  任彦申的《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中对北大和清华是这样描述的:北大是一首诗歌,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北大的哲学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清华的哲学是建设一个新世界。
  后来,我也试着这么描述过北师大。北师大是一幅国画,它源远流长,人文底蕴特别深厚,历久弥新。北师大的学生特点是修身律己,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北师大的哲学,是教化世界、传承文明。
  陈志文:从我的角度看,清华与北师大是一刚一柔,但两者有些特点又是相通的。您提到了北师大治学的认真,这其实也是清华的一个特点。
  刘川生:是的。北师大人很乐于安安静静搞学问,教师们很敬业,都有真才实学。我一直认为,北师大有良好的校风和朴实的作风,教师有严谨的教风,学生有扎实的学风。
  要理直气壮的进行高校思政工作
  把握好“变”与“不变”
  陈志文: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您怎么评价?
  刘川生: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成绩、有经验、有特色。有成绩体现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成效,维护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有经验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第二,提供了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第三,建立起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有特色,即扎根大地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入脑入心,如何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等等。
  陈志文:您认为,对于当前高校的思政工作来说,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刘川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心里,要让每一门课程、每一位老师都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
  我曾经在《中国高等教育》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好“变”与“不变”》。我觉得,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来讲,变是绝对的,但核心不能变,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从根本上说,高校的发展方向不能变,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不能变,要坚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标不能变,要坚持立德树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不能变,必须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陈志文:那么需要“变”的是什么?
  刘川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而今天这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基于这些变化,我认为,思政课的方式、方法及内容、手段必须变。我们必须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让思政课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陈志文:思政课的载体、方式、形式等都应该与时俱进,但核心宗旨和目标不能变。
  刘川生:还有一点也必须牢记,思想政治课必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然就永远是空话。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感召力,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推动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坚持八个统一,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当今在校大学生群体基本为“95后”,“00后”大学生也将大规模进入大学。如果说“95后”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市场化的宠儿,那么“00后”则是自媒体先锋、信息化和城市化交互影响下的“新新人类”。受益于近年来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际交流的深化,“00后”大学生更加具有全球化视野、立体化知识结构和个性化表达习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水平、方式的要求更高、更“挑”。因此,更要改革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方式方法,运用大学生喜欢的表达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而目前,高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新任务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还不够高、学生获得感还不够强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体现在教材内容更新滞后,理论与实践脱节;部分教师学术功底不扎实;教学方法相对传统,教学效果不理想;对该课重视程度不均衡,保障要素不到位等等。
  思想政治工作是心与心的碰撞和交流,需要思想政治课教师用真理感召人,用真情感染人,要做到以心换心、以心暖心。教育者的亲和力要着力于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心灵沟通,理解学生是前提,尊重学生是基础,接纳学生是关键。
  陈志文:您认为,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存在怎样的问题?
  刘川生:总体上看,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综合素质也在不断加强,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仍然存在内功不足、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底不强的现象。
  一方面,部分教师的理论功底不扎实,能力与课程需要不相符,存在知识结构、知识体系单一,自身阅历和实践经历单薄等现象,不能满足综合性学科教学需求。
  另一方面,部分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背景不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把握不够。另外,部分教师的科研能力仍有不足,科研成果较少,转化为教学实践的数量更少且质量不够高,运用科学研究推动教学实践的能力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陈志文:在您看来,应如何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整体水平?
  刘川生: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是学生学习的指引者和领路人,教师的个人魅力、学术功底、道德素质都是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是教师,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作为思政课教师:第一,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
  第二,情怀要深,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
  第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
  第四,视野要广,要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
  第五,自律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
  第六,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能与学生交心、被学生所喜爱的人。
  陈志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高校思政课对教师及辅导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刘川生:是的,我认为思政课教师比普通教师的要求还要高,一定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厚的阅历。作为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和辅导员队伍建设,要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陈志文:没错,可以广泛邀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走上思政课的讲台,他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道理更加鲜活。
  刘川生:对。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按要求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我认为,企业家、政府官员等社会上的优秀人士可以被邀请走进思政课堂,讲他们的人生、讲成功经验、讲国家政策以及他们对成长成才的认识,这可以使思政课更加生动活泼、接地气,学生更乐意接受。
  陈志文: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来讲思政课,孩子们自然就明白这些道理了。
  讲到这里,我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刘川生:教育一定是有意识形态的,在教育主权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大学,也一定是有意识形态的。
  陈志文:我同意您的观点,教育是有颜色的,这涉及到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在思想政治工作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必须要有信念。
  刘川生:我认为,改革开放走到现在,国家日益强大。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在面向未来的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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